“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古以来，状元一直被社会所推崇。恢复高考后，高考状元或多或少都成为了当年的焦点人物。在人们的预期中，他们在名牌大学或热门专业接受着一流的高等教育后，自然而然会成为未来的职场精英。然而，曾经的高考状元们是否就如人们预期一样，真的成为了职场精英吗？近日，记者走近了他们。
桂林“高考状元”的职场个案调查
2007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了《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他们通过对1999年到2007年高考状元的调查，分析了解到他们的生存现状。调查显示：高考状元本科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的比较少，考研和出国成为状元们大学毕业后的首选，其中约有40%选择出国留学深造或定居海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桂林的“高考状元们”毕业时选择的道路与调查结果不谋而合。
传统派：将学术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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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权：1988年高考广西文科状元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任何光环都是暂时的，只是在努力奋斗的过程里，收获的知识财富、拼搏精神和奉献精神使我们终身受益。我对职场精英这个概念的确还没有很好考虑过，只是一直以学生的心态在学习。”
李权考入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后，连续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她一直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可谓是传统的考研深造派代表。在采访中，李权告诉记者，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很传统。选专业、继续深造、工作、大学任教……几乎没经过什么特别纠结的时刻。高考时选择北京的高校，是状元们的普遍选择，读经济学也是与家人老师们商量的结果，李权说“经济学在当时是‘险学’，我所在的‘国际经济’专业更是最有挑战性的，但我坚信自己能够学好这个专业，因此选择了它。”本科四年后的1992年，她被保送上研究生。“邓小平南巡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使我们这届国际经济专业的毕业生热血沸腾地希望投身祖国改革开放最前线，当时我第一选择是回桂林，但因为我还想继续深造，老师和家长建议我留在北京。”李权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家里还有姊妹需要读书，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她希望能先就业，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李权在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的两年时间里，在一家公司从事BP机销售工作。她说，工作的两年时间令她收获了很多，社会实践丰富了她对经济学的理解，出差与人打交道，在社会上打拼的经历令她受益匪浅。两年后，她继续回学校深造，直至读完博士，留校任教。
当绝大多数普通高校大学生进入职场，遭遇“文凭不等于能力”的质疑时，李权认为这种说法太绝对。她说：“无论是状元还是普通的高考学生，都应该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学习态度。刚工作时，我每一次备课都要备上个十遍八遍的，生怕出错。当遇到质疑时，只要自己虚心学习、不懈努力，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收获。”
大众派：漂洋过海把学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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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娜吉利：2000年高考广西文科第二现供职于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投资银行部
“我毕业的时候，和当时许多毕业生一样，选择了出国留学。”本身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席娜吉利，大四的时候决定奔赴加拿大学习工商管理。
很多人认为，高考状元肯定要一直读书、做研究。席娜吉利却并没有“一条道走到黑”。她说：“尽管念硕士的时候，几位加拿大的老师很欣赏我，其中一位老教授的确建议我申请博士。但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机会成功的嘛。就整个人生规划而言，我认为念到硕士就可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席娜吉利觉得直接读硕士也还是仓促了。席娜吉利认为，念完本科，应当工作几年，如有兴趣或必要，再去念硕士，硕士阶段，则可以通过很多事情，发现自己究竟是否适合念博士。她说，工作之后再深造，对于真的爱学习的人来说，选到真正感兴趣的专业的概率或许更大，而对于提高学历的“实用派”来说，选到更有帮助的专业和学校的概率也比较大。工作之后重返校园，会更珍惜全职学习的机会。而选择直接念硕士，或许会有一种念大五、大六的感觉。
回国之后一直在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投资银行部工作的席娜吉利，也曾对自己不太满意：“刚回国的时候，觉得似乎比同龄人慢了半拍，别人已经工作几年了，我才刚刚开始。”但留学经历让她很快适应了工作的节奏，席娜吉利说：“国外留学培养的独立思考、团队合作精神让我面对困难时，有了底气。”
席娜吉利告诉记者，从上大学开始，状元的头衔，他们就已经慢慢淡忘。“其实高考只是一场比较正规、比较重要的考试，不必赋予其太大的意义。特别是高考成绩排名，个人认为并不代表什么。从小学开始，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属于班上的前五名，但我的很多能力却是在大学里‘不务正业’培养的。”席娜吉利大一的时候报名参加了学生新闻社，开始在校团委宣传部担任学生记者。大三的时候担任新闻社社长、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不算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因为在念书的同时，‘分心’做了些专业以外的事情。但这些活动培养出的能力却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真正工作后，我们公司工作团队的教育背景、专业素质都比较高，我在这里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东西，特别是在沟通、协调方面得到锻炼。”
创业派：不走寻常路，创出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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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桂：1986年高考广西文科第2名现为“北京家桂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以前一度以为我会走上研究型的学者道路，没想到从了商。”1990年于北京大学毕业时，董家桂一心想留在北京，于是进了北京的某纺织企业做了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那时候，传统的高考状元走的通常是学术派或研究派的路子。我学习很好，一直在学校都是拿奖学金的，本来也想走上学者这条道路，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还是没能继续深造，算是不走寻常的路的‘状元’吧。”董家桂笑着说。他坦言，比起其他高考状元的发展，他的经历属于少数。
当时从北大毕业被安排到公司和工厂的工人们一样每天上班，三班倒，说实话真的不太适应，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读书人，和他们不一样。但经过了这么多年，做了许多基层的职位和工作后，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它让我看到了许多看不到的角落，也为我2001年自主创业提供了经验。事业有成后，董家桂一次性出资5万元在母校桂林中学设立奖教奖学金，以激励在校学子奋发向上，锐意进取。
董家桂告诉记者，他们这一届自主创业的同学还挺多的，他们经常一起聚会。直到现在他才明白，真正的成就感不是来自于跟人比较，跟成绩好坏、挣多少钱也没有太多关系。它来自内心的满足感。“不同的选择成就的是不同的人生，我现在是生意人，我不会特别羡慕之前没有走的路。”
高考状元不等于职场状元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许多高考状元在进入社会后，表现并不如求学阶段突出，从事的职业、职称也与传统的社会期望不同。除了日益受到追捧的出国留学外，很多当年的高考状元纷纷选择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从事白领的工作。而《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也显示，在我国主流行业的“职场精英群体”中难觅高考状元的身影；在杰出企业家、杰出政治家和中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中均没有高考状元。那么，高考状元离职场精英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
“第10名”的发展后劲更足？
在上海某一外企担任中国地区总代理的桂林妹子周红（化名）刚刚结束了在巴黎的培训回到上海，这个培训每年只有表现得最好的员工才能获得。作为公司新人，她在工作的4年时间里迅速适应了外企的工作并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我没有那么优秀，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周红告诉记者，她没有读过重点高中，由于数学不好，在班上的排名也一直都是8到10名之间，高考时由于英语发挥得特别出色，加上附加分，“勉强”考入中山大学。“当时全家都乐坏了，我从没想过我会考得那么好。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留在广州就很不错了，于是没想过继续读书，反而投入了各种招聘会，跌跌撞撞了很多次，才应聘到了这家外企。”一路走到今天，周红觉得特别幸运。
“这就是所谓的第10名效应。”桂林中学校长林忠表示。1989年杭州教师周武提出了一个观点：第10名左右的学生，有着难以预想的潜能和创造力，让他们未来在事业上崭露头角，出人头地。这里所指的第10名，并非刚刚好第10名的学生，而是指学习成绩中上的学生。这个群体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受老师和父母的关注不那么多，学习的自主性更强、兴趣更广泛。
林忠认为，从高考状元的追踪看，桂林的学生们发展得还不错，但高考定终身的说法值得商榷。高考考得好的孩子比一般的孩子在某些方面上是有天赋的，成绩拔尖的孩子自我学习和研究的能力比较强，与外界的接触其实不算多，所以成绩最优秀的孩子往往能轻松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精神也可以高度集中，此类孩子一般适合做学术研究，这就是社会上普遍认为的高考状元的发展道路。而班上成绩中等的孩子往往进入社会后发展比较顺利的原因是，这类的孩子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情商和人际整合能力，活动较多，思维也较活跃，通常最能适应社会。“所以我们说‘第10名’的孩子是通才，‘高考状元’是专才。不能把他们一概而论。”林忠说。
别被高考状元的光环亮晃了眼
“我从没觉得自己是状元。因为高考只是一时的，人生才是一辈子的。我更信奉的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董家桂说道。他的观点得到了不少“高考状元”的赞同。
许多高考状元认为，社会和学校对人才的要求不同，读书不等于做事，分数不等于能力，不能把读书时的成绩与职业成就画等号。
面对高考状元与职场精英的关系，林忠给出了两个建议：首先，我们要明确两个观点，一是所谓高考定终身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所以，高考状元与职场精英没有必然联系。一个人在学校所取得的成绩与工作上获得的成就需要具备不同的素质。只有当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时候甚至转化为生产力的时候，我们才会拥有并运用这些能力，变成职场精英。
第二，高考的成功未必意味着知识与能力画了等号。高考是较为单一的选拔机制，而职场精英所需是更加综合的素质也是一个更为长期的发展过程。“同时，职场的界定也是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学生是1995年的高考状元，现正在美国著名大学作为终身教授，这也是一种职场的精英。我认为只要在从事的行业里出类拔萃的就是精英。”林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