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分为750分的25个省市区中，北京一本文科线为495分， 理科线为477分。如果抛开自主命题等因素，此录取线仅仅比内蒙和青海稍高。比近邻河北的文科572分、理科564分分别低77分和87分。
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在20多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属于全国统一命题，文科总分640分，理科总分670分，在北京同样一所知名重点高校的宿舍里，外地考生比北京室友高出100分的情况司空见惯。
即使如此，拥有全国最多知名重点院校的北京、上海，本地生源在数量上也拥有着无以伦比的优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研究表明：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而上海考生考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机会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众所周知，在这个贫富差距拉大，阶层逐步固化的年代，高考被誉为中国“最公平考试”，是屌丝们改变命运最主要的机会之一。
2012年，福建考生甚至喊出“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的震撼口号，遗憾的是，要实现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之前，先要捍卫高考的起点公平。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之时，录取率仅有可怜的2%左右，今天已经达到惊人的70%，高考独木桥变成名校了独木桥，但地域不公却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在高考制度35年的嬗变中，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比如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非京籍人口已经突破720万，但由于户籍壁垒等制度性歧视，他们中的莘莘学子却无缘就地高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2700万随迁子女，即使在就读地获得学籍并生活多年，按高考“户籍”、“学籍”双认证规定，往往只能回到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原籍进行更惨烈的PK。
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地方保护的习惯势力作祟。
数据显示，39所“985”重点高校中，北京有8所，上海4所，湖南、陕西各3所，天津等七省市各两所，重庆等七省市各一所，而河南、河北、山西为零。“211”大学的分布也类似，极端失衡。即使这些名校对落后地区实施了定向政策性倾斜，但作用有限，类似杯水车薪。
最近即使推动了高校自主招生，但专家指出，这只是简单赋予了学校部分招生自主权，而没有扩大学生选择权，如果操作不到位，反而会加大招生过程中的地域失衡。
比区域歧视更严重的是城乡鸿沟。北大教育学院一项针对北京80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北京高校录取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在北京一所高校京籍学生中，农村学生只占学生总数12%，“985”高校中这一比例仅1.7%。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农村户口学生获保送的比例为0.3%，非农户口则为0.8%。
在教育成本狂飙突进的背景下，寒门子弟无论多么优秀，往往由于经济实力等原因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迫中止学业。《据统计，自2009年至2012年，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300万，接近4年报考总人数的一成，其中8成以上来自农村贫困家庭。
最后还不得不说下备受诟病的各类加分政策。本应对应试教育起到某种修正作用的加分政策越来越变成了强势阶层对寒门子弟的机会剥夺利器。教育部加分规定有14种，各地利用所谓自主权扩军至200种左右。其中各类权贵阶层暗中弄虚作假的丑闻层出不穷——诸如变更民族身份、伪造获奖证书、冒充体育特长生等，在个别地区，作假已经沦为公开作案，在湖南，曾出现令人震惊的一幕：“国家二级运动员”百米成绩比小学生还慢。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更是尖锐指出，家庭条件对学生获得保送、自主招生、优惠加分影响巨大——比如管理层子女获得加分的机会是农家子弟的7.5倍。
各类教育寻租直接导致了中国高考核心价值的沦丧，捍卫社会公平底线的制度竟成为马太效应在教育界的生动写照。
因此，在整个教育体制没有根本变革之前，恢复裸考、遏制所有披着自主权外衣增加人为裁量因素的“改革”、增加所有选拔的透明度、完善社会监督已经时不我待。
中国高考靠不断的扩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塑造着低质量的大学生，也逐步走到最危险的时刻。
因为，它的价值不在于数量的膨胀，而在于质量的提升——前提是公平竞争、公开选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