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难出贵子，这是部分媒体在解读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一篇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
该刊2012年第1期刊载的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显示，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过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成为最大的生源来源。
然而，当媒体纷纷以“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为报道点时，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却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多数媒体没有看过我们的论文，只是对论文进行片段式的解读”。
近年来，围绕农家子弟是不是上名校难、精英教育是不是被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垄断的话题，备受社会关注。这次围绕北大生源有多少来自干部家庭的争论，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折射出人们对上大学机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减。
“无声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工农子女入大学
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大学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
梁晨等撰写的这篇研究报告，源于一个这样的机会：2003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根据各自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建立了本科生电子数据库，两校数据库一共有约15万名本科毕业生的资料。其中，北大数据库有64510个个案，苏州大学有86393个个案。这篇研究报告所依据的是两校1952年至2002年间的数据。不过，两校的学籍材料各有缺失，少数年份的数据付之阙如。
33岁的梁晨，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获得与社会分层，这个选题正是他的兴趣所在。
通观全篇报告，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作者确实并非批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相反，文章在开篇就表示，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大学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与其无缘。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学生中占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学生中成为多数。
报告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这一论断，也是报告标题“无声的革命”的由来。
报告还称，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2002年前，北大和苏大两校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作者在结论中甚至认为，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改变，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是革命性的，而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美国在促进生源多元化方面与中国比尚有差距”。
所以，这篇研究报告确实不是像有关媒体所称反映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而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到21世纪初之间，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上做的基于实证研究的辩护。
那该如何理解报告中出现的“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等表述呢？何况，报告中还称，高考恢复后，农民子女所占比例在北大有所下降，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从数据上加以比较，似乎正印证了农家子弟上名校难、社会上层家庭子女越来越挤占精英教育资源，作者为什么得出了相反的意见呢？[pagebreak]“干部子女生源比例增加”的情况为何会出现
何谓干部？研究报告的作者称，在研究中，“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对于很多媒体报道时指出的“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增加”的观点，梁晨称，“从研究数据上看这确实是存在的。但很多人没有仔细研究文章，其实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在统计数据做编码时，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比如你是一名记者，是报道组的组长，我们在做研究时就把你当成了干部，这就造成了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大量上升。”
梁晨进一步解释称，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他说，改革开放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是直线上升的，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急剧下降，“这与经济改革后的调整有关”。
报告是这样分析的：改革开放后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大量增加的结果。作者对苏大学生父亲干部职业的统计分析发现，恢复高考后，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并非党政干部的子女。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从“文革”开始，党政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却持续增长，到2002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梁晨说，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女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梁晨认为，总体上看，50年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即便是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幅下降。他说：“我们认为生源构成是相对稳定的，变化没有那么严重”。
作者研究数据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和苏大两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始增加。以北京大学为例，1952年至1955年间，北大来自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198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2.5%，1985年更是一度达到19.4%，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12%～15%左右，来自乡镇的学生比例超过7%。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20%上下。
梁晨介绍，虽然农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确实是减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后是稳定中有所增长的，这一点北大可能不那么明显，但苏大相当明显。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农民子女”。
所以，他认为，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所占比例持续增长是同一个现象的两种表达。该项研究中的数据也显示：学生的父亲是工农的总体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2002年甚至达到55%，报告据此认为，工农子弟在北大占据了重要地位，在苏大则已成为多数群体。
报告认为，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数据显示，在全美最优秀的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减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到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到74%。
《无声的革命》引用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者李春玲2003年所做的一项同类研究指出，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
对此，梁晨称，“引用不等于同意，我们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在梁晨看来，与科举制度时期、民国时期大学相比较，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多样化生源，这是一个好现象，“西方国家在生源构成上做的可能还不如我们好，并且事实上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是越来越少的”。
该报告介绍称，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1969年才开始接受女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低收入家庭子女处于边缘，近20年的情况更是如此。
报告援引了来自美国的调查资料。数据显示，在全美最优秀的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减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到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到74%。哈佛大学2004年超过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来自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的学生仅占6.8%。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多种资料，发现对生源研究的理论依据源于以下共识，如父母职业对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决定性影响，家庭社会经济状态对学生的成绩影响巨大等。
但报告称，北大和苏大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的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与国外相比要弱，虽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子女的总数占学生全体的多数或接近半数，但并没有像国外大学那样占据绝大多数。“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报告认为，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在于中学教育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
报告把原因归结为国内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两方面。报告称，学校内浓厚的学习气氛有效地加强了学校教育的影响，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强化训练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
梁晨认为：“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他说，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考招生录取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
报告中也提到：“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