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 王立伟
从1991年9所大学试点MBA教育开始，到2011年中国已经有236所大学开办MBA学位教育，20年来中国商学院教育，从照搬外国的课程设计、教材引进，人才培养模式，到逐渐本土化，也正在形成“中国模式”。
新20年，中国商学院的路径是怎样的？如何面对新的挑战？为此，《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下称“交大安泰”)院长周林教授。
商学院应“顶天立地”
第一财经日报： 商学院具有强大的外部效应，会直接影响社会价值观、商业文化。交大安泰的办学，有怎样的价值主张？
周林：商学院的价值观其实与人的价值观相似。交大安泰希望培养的是全球经济下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团队精神、有德的领导者。
日报：你熟悉国际顶尖商学院目前的状况，也熟悉中国情境下的商学院的发展情况，衡量一所商学院高下的指标是什么？
周林：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商学院的竞争力就是师资、人才力量。一流的商学院，首先必须拥有国际一流的师资团队，这需要灵活性与耐心；其次，国际一流商学院要吸引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要对校友有持续和密切的后续服务；第三，在中国，商学院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我们要真正培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领袖人物。
总结而言，中国商学院应该“顶天立地”，“天”就是学术研究，能与国际顶尖学者对话交流；“地”是更多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
日报：我们不能忽视和避免谈及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上一轮金融危机结束，这一轮经济下滑迫在眉睫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给你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商学院如何应对？又有什么积极的解决方案可以分享？
周林：目前摆在许多商学院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顶尖优秀教师的欠缺。即便是哈佛商学院每年也有10%左右的流失率。名牌教授的流失，可能会使得某些课程的吸引力下降，而名牌教授本身对于优质生源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大的。交大安泰也引进了一些海归教师，给他们宽松的管理机制和薪酬机制，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发展，并逐渐引导他们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而对了解中国国情的本土教师，也逐渐引导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语言上与国际接轨，最终实现并轨、融合。
此外，很多人认为现在商学院里沉下心来做学问的教师很少，实际上商学院的学习，其应用性更强，商学院应该包容各类教师，只要他们能在某个特定领域做出贡献，比如说，从企业聘请的“业界教师”实际上在学员中也非常受欢迎。
交大安泰的蓝海战略
日报：那么交大安泰办学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绩效、有增长、有发展前景的路径？
周林：交大安泰隶属于上海交通大学。从国际上看，欧美的商学院理念和模式有所不同，美国的大部分商学院也都是依附于综合性大学，如哈佛商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等，因此他们通常更强化学术背景和学习保障系统。而欧洲活跃的商学院大多是独立的商学院，如瑞士的IMD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等，他们往往是从企业大学转变过来的，特点是与企业的关系密切，更强调学以致用，也更加国际化。
中国的商学院，除了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其他商学院体制上大部分与美国更类似。中国的商学院应该兼收并蓄，吸取欧美两种模式商学院的长处。
对于交大安泰来说，应该把综合性大学的背景当作是优势，而不是包袱。在传统学科的支撑上，交大在工科、制造业、创新创业方面的优势突出，此外，交大安泰也在考虑和医学院、法学院的合作，这种跨学科或特色学科的合作项目可能是独立商学院和其他综合性大学商学院所不易模仿的，这也是交大安泰的“蓝海战略”。
日报：商学院的变革或者回到关注基本面的轨道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讳谈内部的保守主义力量。
周林：以前大学的治理主要是以行政治理为主，现在交大安泰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让教授们深度参与到学院事务中来，无论是在学位的授予还是项目的实施上，都会给教授们充分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商学院的创新变革，不是一个人走在队伍前面就可以的，需要大家来推动。
东方管理思潮还差火候
日报：你们目前是内地唯一一家通过三个国际认证的商学院，这对交大安泰有什么实际帮助？
周林：国际模块是交大安泰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入世后不仅是把门打开，把人请进来，也要让学员走出去，让他们了解国际商学院的教学，以及国际最新管理思想和商业实践。
参与这些认证，不是为了把认证的证书放在柜子里“瞻仰”，也不是把欧美的商学教育生搬硬套到中国来。这些不同认证体系都具有其各自的标准，侧重的方面和特点不尽相同。通过这些国际认证有助于中国的商学院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
日报：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商学院正在被动接受欧美商学院在中国“兜售教育”，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周林：十年前，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如此重要，中国也没有如此国际化，国际商学院进入中国的也不多。交大安泰此前的一些的国际合作伙伴，是与当时的发展阶段一致的，当时主要是师资方面的合作，而他们有在中国市场拓展方面的需求。
现在，除了维持现有的项目，交大安泰下一步国际伙伴的选择，将是精选那些能帮助我们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商学院，包括运营方面的课程与MIT合作，创业方面的课程正考虑与斯坦福合作。
日报：亚洲的商学院正在产出新的管理思潮，这样的评论，在你看来是否确切？
周林：由于文化的不同，东方管理实践与西方的确有所不同，比如东方的“以人为本”、商业大家庭的理念，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等，也有一些管理思想推广到全球，比如日本丰田的精益管理思想。
但是对中国来说，由于经济起飞的时间比较晚、商业发展成熟度较低、商学院教育发展时间也比较晚，所以一些管理思想或哲学的形成可能还“差些火候”。中国目前可能还处于吸收、学习、消化阶段，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潮。刘琼 王立伟
从1991年9所大学试点MBA教育开始，到2011年中国已经有236所大学开办MBA学位教育，20年来中国商学院教育，从照搬外国的课程设计、教材引进，人才培养模式，到逐渐本土化，也正在形成“中国模式”。
新20年，中国商学院的路径是怎样的？如何面对新的挑战？为此，《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下称“交大安泰”)院长周林教授。
商学院应“顶天立地”
第一财经日报： 商学院具有强大的外部效应，会直接影响社会价值观、商业文化。交大安泰的办学，有怎样的价值主张？
周林：商学院的价值观其实与人的价值观相似。交大安泰希望培养的是全球经济下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团队精神、有德的领导者。
日报：你熟悉国际顶尖商学院目前的状况，也熟悉中国情境下的商学院的发展情况，衡量一所商学院高下的指标是什么？
周林：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商学院的竞争力就是师资、人才力量。一流的商学院，首先必须拥有国际一流的师资团队，这需要灵活性与耐心；其次，国际一流商学院要吸引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要对校友有持续和密切的后续服务；第三，在中国，商学院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我们要真正培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领袖人物。
总结而言，中国商学院应该“顶天立地”，“天”就是学术研究，能与国际顶尖学者对话交流；“地”是更多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
日报：我们不能忽视和避免谈及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上一轮金融危机结束，这一轮经济下滑迫在眉睫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给你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商学院如何应对？又有什么积极的解决方案可以分享？
周林：目前摆在许多商学院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顶尖优秀教师的欠缺。即便是哈佛商学院每年也有10%左右的流失率。名牌教授的流失，可能会使得某些课程的吸引力下降，而名牌教授本身对于优质生源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大的。交大安泰也引进了一些海归教师，给他们宽松的管理机制和薪酬机制，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发展，并逐渐引导他们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而对了解中国国情的本土教师，也逐渐引导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语言上与国际接轨，最终实现并轨、融合。
此外，很多人认为现在商学院里沉下心来做学问的教师很少，实际上商学院的学习，其应用性更强，商学院应该包容各类教师，只要他们能在某个特定领域做出贡献，比如说，从企业聘请的“业界教师”实际上在学员中也非常受欢迎。
交大安泰的蓝海战略
日报：那么交大安泰办学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绩效、有增长、有发展前景的路径？
周林：交大安泰隶属于上海交通大学。从国际上看，欧美的商学院理念和模式有所不同，美国的大部分商学院也都是依附于综合性大学，如哈佛商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等，因此他们通常更强化学术背景和学习保障系统。而欧洲活跃的商学院大多是独立的商学院，如瑞士的IMD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等，他们往往是从企业大学转变过来的，特点是与企业的关系密切，更强调学以致用，也更加国际化。
中国的商学院，除了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其他商学院体制上大部分与美国更类似。中国的商学院应该兼收并蓄，吸取欧美两种模式商学院的长处。
对于交大安泰来说，应该把综合性大学的背景当作是优势，而不是包袱。在传统学科的支撑上，交大在工科、制造业、创新创业方面的优势突出，此外，交大安泰也在考虑和医学院、法学院的合作，这种跨学科或特色学科的合作项目可能是独立商学院和其他综合性大学商学院所不易模仿的，这也是交大安泰的“蓝海战略”。
日报：商学院的变革或者回到关注基本面的轨道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讳谈内部的保守主义力量。
周林：以前大学的治理主要是以行政治理为主，现在交大安泰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让教授们深度参与到学院事务中来，无论是在学位的授予还是项目的实施上，都会给教授们充分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商学院的创新变革，不是一个人走在队伍前面就可以的，需要大家来推动。
东方管理思潮还差火候
日报：你们目前是内地唯一一家通过三个国际认证的商学院，这对交大安泰有什么实际帮助？
周林：国际模块是交大安泰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入世后不仅是把门打开，把人请进来，也要让学员走出去，让他们了解国际商学院的教学，以及国际最新管理思想和商业实践。
参与这些认证，不是为了把认证的证书放在柜子里“瞻仰”，也不是把欧美的商学教育生搬硬套到中国来。这些不同认证体系都具有其各自的标准，侧重的方面和特点不尽相同。通过这些国际认证有助于中国的商学院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
日报：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商学院正在被动接受欧美商学院在中国“兜售教育”，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周林：十年前，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如此重要，中国也没有如此国际化，国际商学院进入中国的也不多。交大安泰此前的一些的国际合作伙伴，是与当时的发展阶段一致的，当时主要是师资方面的合作，而他们有在中国市场拓展方面的需求。
现在，除了维持现有的项目，交大安泰下一步国际伙伴的选择，将是精选那些能帮助我们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商学院，包括运营方面的课程与MIT合作，创业方面的课程正考虑与斯坦福合作。
日报：亚洲的商学院正在产出新的管理思潮，这样的评论，在你看来是否确切？
周林：由于文化的不同，东方管理实践与西方的确有所不同，比如东方的“以人为本”、商业大家庭的理念，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等，也有一些管理思想推广到全球，比如日本丰田的精益管理思想。
但是对中国来说，由于经济起飞的时间比较晚、商业发展成熟度较低、商学院教育发展时间也比较晚，所以一些管理思想或哲学的形成可能还“差些火候”。中国目前可能还处于吸收、学习、消化阶段，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