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你这样两道试题，“中国最不缺少的是什么？”和“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要求是：两道题的答案必须相同。你会怎么回答呢？
稍加思考或者完全不用思考你可能就会说出答案——“人”。
当你被恭喜“答对啦”的时候，当大家为这个看上去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的问答逗得哈哈大笑的时候，却无意中触及了一个关系到中国国家未来的大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把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才大国。
日前，中国最高决策层审议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培养和造就大批与中国的发展相匹配的人才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树人”的事情，压缩到2010~2020年的十年之中，可见规划的制定者对此事的急切与焦虑，这也使得此项“规划”不仅具有战略高度，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紧迫性。这项“规划”的真正亮点是以务实的精神，加大了实施力度和可操作性。具体来说，就是首次提出要实行人才投资优先。换言之，即在人才上要舍得花钱。如果我们把这一规划与近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视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就会明白：中国为打造“创新型国家”和迎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正在进行着精心扎实的准备。
加大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的确十分必要，但笔者同时以为，如何创造一种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
事实上，近些年来，除了作为“显学”的经济学、部分应用型技术和部分文艺门类之外，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人才成长环境并不乐观，也可以说存在着相当的隐忧。知识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官本位级别派生出来的福利待遇体制的存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财富分配的失衡，诚信原则的贬值和商品交易法则对科学教育学术的侵蚀，一夜成名暴富的范例和社会风尚中的拜金倾向，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和官员以权力谋取学历学位学衔的现象大量滋生等等，都在直接或间接阻碍着人才健康成长的渠道。
而一些人事组织部门存在的种种“潜”规则与“明”腐败，一些领导人对富有创造性逆向思维和标新立异者的排斥和打压，某些主管部门的僵化苛求限制和无知，学术圈子中的论资排辈和学阀作风，某些学术期刊的堕落和学术著作的难以问世，都对那些在科学事业上孜孜以求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我目睹过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出一本呕心沥血之作而央求出版商的窘态，真可说是尊严扫地、颜面无存。试想，如果让这种委屈、忿懑、无奈和受伤害的心态蔓延开来，主导了整个知识界，我们又谈何人才的涌现和辈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偌大的中国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名利场”，还会有什么放飞的思想、创造的激情？
比上面所说的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本身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是人才印象。所谓的人才印象其实指的就是一种社会氛围传导给人们的直观印象。负面的人才环境必然会造成负面的人才印象，畸型的人才环境也必然会造成畸型的人才印象。
年年招考国家公务员都成为社会热点，年年高考报志愿时工商管理专业都是僧多粥少，年年艺术院校招生时都会人头攒动……这种畸型现像所反映的，并不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恰恰是畸型的人才印象造成的盲目与追风。这种直观的畸型的人才印象，对具有从众心理的社会公众来说，是一种虽然朦胧但却深刻的价值观启发，而对广大青少年形成追求物质享受和虚荣浮华的潜意识尤为更甚。
试想，有了这种人才印象，人们还会去把攀登科学的顶峰而付出全部心力的杰出前辈们视为楷模吗？还会把铁肩担道义探寻社会进步视为人生的惟一追求吗？许多人在私下都曾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不再出现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的巨匠，为什么今天很少出现如钱三强、钱学森等学贯中外的大师。看来，打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形成一种崇尚科学、崇尚知识的人才社会印象，才是最关键的一环。正如邓小平所言：“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他还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
为了清除在人才问题上的“短板”，使中国从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大国，也为了使其在未来汹涌的全球竞争浪潮中站稳脚跟，我们有必要重温这些掷地有声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