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 绘
事件回放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据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在今年两会上也表示，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高校，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却始终难以解决。高校应如何走出“科技与经济脱节”的困境，二者怎样才能更好地契合？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科教大省湖北的一些高校，寻策问计。
“科研人员应多往企业跑”
不能“自娱自乐，闭门造车”
这几天，武汉科技学院的徐卫林教授十分忙碌，“现在好多企业要来和我谈合作，忙得不得了。”2008年，他发明的“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为企业新增产值25.6亿元，新增利润4.3亿元，新增税收2.3亿元，出口创汇2.1亿美元，这项技术还获得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已在全国10多家企业中投入应用。
“没有我，光靠企业恐怕很难研究出这项技术；但没有企业，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个项目。”徐卫林很感慨，“高校做应用研究的学者应该改变科研选题的方式，多往企业跑。现在高校教师的科研选题往往不切实际，就是‘自娱自乐，闭门造车’，当然难以转化应用。而且高校的应用研究成果，主要也是一种原理或方法，离实际运用还有很大距离。所以，高校科研人员与生产一线，必须建立紧密的联系。”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也表示：“过去，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有老师的观念原因，也有学校政策和社会大环境的原因。”
武汉大学教授杜予民也认为：“我们科研人员应该反思，如果研究成果都没有为社会所用，没有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又有什么价值？”
为此，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章登义建议，可以建立一支产学研合作的队伍，主动研究市场、了解产业需求，为科研人员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不过杜予民同时提醒：“科研人员在和企业合作研发时，明确利益分配很重要。”
在2010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中，有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主要利用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学技术项目所形成的职务科学技术成果，以技术转让方式将职务科学技术成果提供给他人实施的，最高可以提取技术转让所得净收入的70%，用于一次性奖励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以股份制形式实施转化的，最高可以将成果形成股权的70%，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科研人员和高校的合理收益应该保证，这也涉及到为其新的科研积累资金的问题。”武汉科技学院教授曾庆福对此表示赞同。
章登义也表示，“要关注产学研合作中的投融资问题，以及核心利益问题和冲突协调机制。”他建议，不妨引入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明确产学研合作推广应用中各方责权利的关系，实行科研成果有偿转让服务。
“科技产业化就像‘沼泽地’”
舆论和“孵化”环境很重要
武汉科技学院科技处处长易长海表示：“现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企业提出‘横向课题’，邀请高校科研攻关；二是校企合作研究课题；三是高校教师自己的科研成果，由企业购买使用。其中，第三种方式比较普遍，不过这种成果大多还只是‘半成品’，很难立即产业化。”
“半成品”怎样变成“成品”？曾庆福的选择是自主创业。作为2009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他通过自己开公司，将获奖技术推向了市场，既解决了印染行业的高污染、高耗能问题，近3年还累计新增利润3252.07万元，新增税收608.88万元。
不过回首自主创业之路，曾庆福感触颇深：“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个‘沼泽地’，科研人员会面临许多的‘陷阱’和压力。”杜予民教授也认为，“高校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都很稳定，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愿意冒着高风险去创业呢？”
因此，曾庆福认为，“宽容失败”的舆论环境和帮助成果“孵化”的外部条件特别是校园环境，显得格外重要。
“过去教师创业后不允许招收研究生，而科技型企业更需要硕士、博士研究生这类人才作为科研助手，今后我们将允许创业的教师招收研究生，达到教学、科研与产业化三赢。”顾海良也强调，“武大将解决创业人员所需的资金、场所、设备等问题，创新政策解决科研助手的劳务费支出问题。”
“不过，武大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章登义说，科技人员一般不擅直接与市场打交道，是制约其创业的重要因素。同时，即使科研人员创业成功，也需要完善的“退出机制”，“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做横向研究被人瞧不起”
高校评价机制需要转变
“现在评职称，主要是看基础研究成果，看发表了多少论文，获了多少奖。但对应用研究的成果转化，却没有引入考评体系。这让教师怎么有积极性？”徐卫林急切地说。
必须改变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机制，才能推动他们更加重视科研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以武汉科技学院为例，2009年获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973”、“863”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纵向项目”190项，与企业合作的“横向项目”签约188项，保持着接近1∶1的比例。但是，“在武汉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里，做‘横向研究’会被人瞧不起，只有做‘纵向研究’、承担国家重大项目才受到尊敬和肯定。”杜予民坦言。
《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明确要求，“建立完善科学技术人员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从事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科学技术人员进行考核评价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职称），重点考评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但专家普遍认为，这些条款要真正落实，还要靠高校和科技部门的贯彻执行。
章登义表示，正在考虑向学校建议，改革评价及导向机制，在职称评审，教师考核、岗位晋级中，除了基础教学型，教学科研并重型之外，增设产学研科技服务型，并制定相应细则。
但是，用什么来推动高校改革对教师的评价机制呢？“关键是国家相关部门应改变对高校的评价机制，如果在对高校的评价考核、资源分配中增设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成就等条款，高校内部导向机制自然会随之变化。”曾庆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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