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这一代年轻人有责任了解实情”的信念，进入战争历史和当代社会，在历史容颜和现实面目的交织中，体验一个真实的中国。
花田达朗教授一直觉得自己对中国了解挺多。在担任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曾多次到北京和上海的几所名牌大学访学交流，也与中国一些知名教授相熟。但3月间这趟中国之行，却让他感觉“像以前从没来过中国”。
这位已经转任早稻田大学新闻教育研究所所长的教授，此次实地寻访的，是北京郊区唐家岭的“蚁族”，以及白洋淀里经历过侵华日军“三光”政策的村庄和幸存者。
与他同行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参加此次研修旅行课程的16名学生。
该课程由花田教授的同事野中章弘教授发起，起因于野中在日常教学中的发现——那些选修传媒课程的学生，对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史几乎毫无所知。
在他看来，这些“将来要成为记者的人”，不了解历史显然不行。但野中也明白，“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并非学生自己的责任，因为日本从小学到高中都欠缺这些应有的历史教育”。
他还发现，除了历史，中国的现实面目在日本大学生的心目中也模糊不清。“被称为‘蚁族’的那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发泄他们的不满。‘80后’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在网络上不断宣扬极端主张的网络暴民”。他的学生太田绿在查阅报道时，发现中国的年轻人是这样被形容的。太田也正是带着这种印象，开始了她的旅行课程。
在曾担任记者多年的野中教授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了解日本最大邻国的“实情”，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于是，野中带领学生在2009年寻访了南京。今年则带另一批学生来北京和白洋淀，“让学生到现场去，亲身确认战争的伤痕”，也了解中国的现实，与中国学生交流，以便“相互理解得更深”。
这也吸引了花田教授，他和野中都认为，“这一代年轻人有责任了解实情”。
“我们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未意识到不知情也是一种罪”
花田和野中这两位老师都不曾料到，自己的学生在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之间进行交流时，火药味儿会这么浓。
“清华学生的直率想法刺痛了我。”在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太田绿写道。
到北京第一天，她和同学们被教授带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在那里，这些平时更关注动画片和影视、体育明星的年轻学生，第一次对残忍的战争有了直观感受，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
而交流一开始，这些疑问便被抛了出来，并立即遭到清华学生的激烈反驳。一位清华女生正气凛然地问道：“日本人习惯了嘴巴上的道歉，但你们真的有负罪意识吗？”
刺痛太田绿的，正是这句话。她和她的那些同学，由于种种原因，对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几乎不知情”，并且“从来不知道有关战争的责任自己也是需要学习的”。
面对中国学生的质问，日本学生大都一脸茫然。大二女生荒川丽未则在事后反问自己：“假如我们面对的不是清华学生，而是哈佛学生，我们会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向我们日本人道歉’吗？”
她最终没有得出答案。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她很快便意识到，确实有些东西是她这个不了解实情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比如，在日本的教育中被淡化的日中战争，却给那些亲历者留下了难以摆脱的阴影。
最先为这群学生揭开战争伤疤的，是河北省安新县端村东堤的老人朱德顺。老人所在的端村，在侵华日军扫荡期间曾发生80多人被杀害的“端村惨案”。
野中教授认为，除了看战争纪念馆，还应该让学生亲自听到战争亲历者的证言，因为“幸存者当面讲出的证言，更令人信服”。在中国纪录片导演季丹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86岁的老八路朱德顺。
在东堤小学的国旗杆下，衣衫破旧的老人语气平静地讲述了当年所见的烧杀奸掠场面。学生们第一次现场听说这种战争场面，或一脸愕然，或默默地在纸上记录。
“日军非人道的行为令人沉痛。”学生山下直人写道，“绝对服从于国家，否则丢命，于是对待别人的生命如此粗暴残忍，同样身为日本人，这让我感到憎恶。”
当他们乘船穿越白洋淀，到达郭里口村，邓德顺老人的讲述更让山下体会到，“战争是如何剥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平静”。
84岁的老人曾经在对岸，眼睁睁望着自家的几间房子被烧成灰烬，然后只能在夜色中，从结冰的河面上爬回家，盘点最后残留的家当。而村里一位刚娶过门的媳妇，被6个日本兵轮奸后试图自尽，获救后又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听到这样的故事，屋子里女孩子们再也忍不住，抽泣声此起彼伏。
“我只讲我看到的，听说的我不讲。”老人一再声明。这种精神，也赢得了花田教授的尊重。“老人特别重视什么是事实，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证言提供者。”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们。
尽管老人再三表示，“为了中日友好，这些悲伤的往事不要再提”，但在师生们的要求下，这一场讲述，一直持续到夜幕完全降临才结束。而离开时，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向老人深深地鞠躬道别。老人讲的内容令他们动容，但他们之前几乎闻所未闻。
回想起来白洋淀之前和清华学生进行过的讨论，太田绿终于明白为什么清华学生会追问：“日本人对于战争有没有负罪意识？”
“我们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未意识到不知情也是一种罪，也没去思考，那么多加害于人的事实，我们是否担负其责了。”她总结道。
然而这些正是受害者所在意的。“在日本，书上不讲，这些孩子的父母没经历过战争，也不会亲口讲给他们听。”野中教授说，这些年轻人不了解实情，所以他要带他们来中国，到战争现场确认“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屠杀和伤害是事实”。
野中自己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亲自到南京，听到大屠杀亲历者的证言后，才确信这些“实情”的。他的祖父和两个伯父都曾参与这场战争，其中祖父死在负伤回国途中，二伯死在山西。野中说，他每次到现场寻访，都会有新的发现，并会为自己仍然那么不了解战争历史而羞耻。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尤其是一些年轻学生。回到日本后，一名学生在课外活动时，试图与同学分享这次与战争历史有关的体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复——“我从没想过什么战争这种事，想这个有什么好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离我太远了吧！”
如果花田教授听到这样的答复，他肯定难以接受。在他看来，“日中两国的未来，将落在这些年轻人的肩上”，这些年轻人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实情，“是他们的责任”。
“和日本国内的报道不太一样啊”
实际上，中国的现实，和曾经的战争历史一样，在这群初次到中国的日本大学生心目中，都是支离破碎或模糊不清的。
在他们的印象中，日本媒体里提到的中国年轻人，要么是唐家岭的“蚁族”同龄人，要么是足球赛场上焚烧日本国旗的“愤青”。这些蚁族，“自封知识阶层，但是没有实际的社会地位，被迫捆绑于贫困阶层，目睹富豪们的豪华生活以及权力腐败，很难保持内心的平静”。
在清华学生的带领下，这群二十二三岁的学生到了唐家岭。那天，垃圾和灰尘漫天飞舞，狭窄的过道旁，墙上被反复撕贴的招聘小广告上，付给应聘者的月薪只有这些日本学生每月花费的十分之一。以至于太田绿忍不住感叹：“这里的青年和我年龄相仿，却处在如此境地，世界真不公平。”
但接下来采访的结果与他们曾看到的报道大不相同。
接受采访的4个年轻人，都表示“对都市生活充满希望”。其中两名来自山东的女大学毕业生，刚到北京5天，还没找到工作，但她们认为“这是自身能力不够，不是政府和经济大环境的原因”。
这令日本女孩加藤纱衣子肃然起敬。她原本以为，中国学生会跟他们一样，如果找不到工作，会说“经济不景气”、“政府措施不力”，把责任推到他人和政府身上。
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年轻人显示出的强大的上进心。这令太田绿感觉“有些糊涂”：“和日本国内的报道不太一样啊！”她的同学佐佐木幸子则从专业的角度，试着解释了原因——传媒为了强调问题性，会把最悲惨的和最好理解的部分拿出来，但是在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寻找对策时，再局限于此就错了。
这趟实地参观和寻访，让日本学生意识到，这些他们一直觉得“女生装单纯，男生没主见”的中国同龄人，竟然具有着“异常高涨的自我责任心”。这一点令加藤最为吃惊。她眼前的中国学生即便一时找不到工作，也会信心满满地告诉她，“自己是支撑国家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听到那两个待业女大学生说“为了国家发展，自己吃点苦也没什么”时，她甚至断言：“中国国民的上进心会让未来的中国更繁荣。”
而闲下来与清华学生聊天时，荒川丽未则意外发现，聊起日本动画片和明星，清华学生“比我这个日本人对日本文化更了如指掌”。这令她非常开心，甚至“那一瞬间觉得是在和早稻田的同学聊天，没什么不同”，也根本感觉不到反日情绪。
于是她得出结论，“国家不同，但人民的想法应该大体相同”。只是这些人民，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很难了解到实情。“记者，作为国家和世界的权力监督者、作为国民的看家狗，应不屈于强权，当好保护国民知情权的角色。”这个立志成为记者的女生，颇为庄重地写道。“我们都负有责任，需要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并要讲述出来”
不过，她的老师花田教授很清楚，尽管人民的想法大体相同，但在沟通时稍有不慎，便会产生误解和纷争，更何况人们有时候很难搞清楚实情。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早稻田的学生和清华学生在南锣鼓巷一间酒吧里轻松交谈，3天前激烈交锋的气氛已荡然无存。但花田教授仍在反思争论时的情景。“应该先讲清事实，再发表观点，但我们的学生当时把顺序说反了。”他认为这是当时引起清华学生激烈反驳的原因。
当然，他也知道，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实情，他的学生和清华学生，甚至是两国的人民，在一起也很难说清。在白洋淀，被日军残忍杀害了父亲的老人，不再流露出愤怒和悲切，而衷心希望“中日友好”，悲剧不再重演。倒是在一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中国中青年身上，花田和他的学生们，隐约感受到了一种仇恨。一些年幼的孩子，刚刚从日本学生手里接过糖果，他们的父母听说对方是日本人，便马上露出一副冷漠的表情。一些家长得知给自己孩子拍照的是日本学生，便护着孩子扭过身去。
现实经历的这些场景，把日本学生拉进了对历史的反思之中。“是的，我们没有经历战争，但我们生存在一个背负着历史的国家里。”太田绿写道，“我们都负有责任，需要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并要讲述出来。”
日本师生来到白洋淀，也让邓德顺老人意识到“自己的记忆还有价值和意义”。第二天，他专门赶到县城，找到写县志的人，把自己给日本人讲过的内容重述了一遍，让他们记下来，“以便传给后人”。
新听到的讲述和新接触的现实，也让花田教授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他自认为比较熟悉的国度。他感觉，“中国就像一个深邃的山洞，自己现在刚刚站到洞口”。
野中教授则相信，这一趟中国之行，学生们“学到了很多在教室里绝对学不到的东西，会改变他们之前那些偏见和固定的想法”，而这些经验，“一定会在他们成为真正的记者时发挥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