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事件”再度引发热议——
学术腐败为何揭盖儿容易处理难
一场历时数年的学术打假活动，突然因外力的强势介入取得决定性成果，对于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6位举报者而言，完全始料未及。
在他们看来，要不是3月2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他们多年举报学院同事、长江学者李连生教授侵占他人成果并造假获得科技大奖的情况，学校也难以在仅仅过了一晚之后，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宣布撤销李连生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反思举报历程，这6位老教授认为，对造假的处理，终究要回归到制度整肃的层面。如果只让李连生一个人“扛”走所有的罪责，不去铲除学术腐败的土壤，斩断造假背后的利益链条，必定还会有新的李连生冒出来。
六教授回应校方处理
2009年7月，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了《西安交大六教授联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在事件出现转机后，3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再赴西安，见证了一场校方重拳出击后陈永江等6位老教授再次聚首总结此事的情景。
事实上，继21日上午的“党政联席会议”后，西安交通大学一直都在紧锣密鼓地应对此事。21日晚上，校长郑南宁在一场报告会后，就此事件发表讲话，要求师生“共同度过危机，赢得社会信任”。22日上午，西安交大再次召开正处级以上干部（包括正教授）大会，传达李连生造假处理情况，6位举报者中的两位教授冯全科和屈宗长参加了此次会议。
22日晚，6人齐聚陈永江老人家中，先由冯全科和屈宗长通报信息，但陈永江、郁永章和杨绍侃3人马上表达了不满。
“这样的处理对我们6个举报人、对学校，甚至对李连生都是不负责任的。”陈永江面色凝重地说，处理一个教授，要有公开的程序，要让所有人都清楚为什么被处理，学校经过了哪些调查，举报者、被举报者都有哪些说法。“现在说‘严重学术不端’，哪里不端都没有个说法！”在陈永江看来，学校突然宣布处理决定完全是迫于媒体压力。
“现在对束鹏程（西安交大前副校长）没有半点说法吗？”杨绍侃则追问，“当初我们举报的是束鹏程和李连生两人，也是被他们两人一起告上法庭的呀！”
“按学校说法，目前只是初步处理。”冯全科教授说，他认为还会有新的进展。
3月29日下午，西安交大宣传部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此事件学校高度重视，目前仍在深入调查中。记者还了解到，3月27日上午，西安交大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和校长郑南宁院士共同出面，找6位老教授座谈，坦承校方处理此问题上面的不足，并且作了反思。6位教授也建言学校加强学风建设，严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以维护学校良好学风和长期建立起的良好声誉。
既无认真审核，又无认真调查
回顾“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事件”，6位教授认为，此事件之所以发酵到这一步，是因两方面因素导致。
其一是这些年来，李连生通过占用他人成果进行拼凑及包装行为虽然多次发生，却没能得到有效监督，反而在多项评奖中一路绿灯，直至获得省部级乃至国家级大奖。
其二是6位教授虽多次向学校、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举报，却始终未能获得良性互动，反而受到了各方劝阻及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有一名教授还曾因向有关部委递举报材料而被当做上访人员收容遣返。
6位教授披露，李连生的造假不止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次。早在2004年和2005年,他获得的另外两个大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存在造假嫌疑。
事实上，专精于压缩机行业数十载的这6位教授，仅从报奖书上就能看出“玄虚”来。杨绍侃说，李连生是研究涡旋式压缩机的，基本上没碰过往复式压缩机，“跑到这个领地，别人看不出来，我们还不明白吗？不就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当做自己的东西吗？那个东西来自哪儿，我们都一清二楚。”
然而，评奖过程中的层层审核，却未能审核出任何问题来。
6位教授中的一位，经常参加各种鉴定会，他说，作为项目评奖的重要一环，专家评审不乏走过场的现象，“报奖单位一般临时通知，开会前两三天送评审材料，根本来不及细看。到了评审会场，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也没有办法去验证，甚至‘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结论也是事先由报奖单位拟好，只要签上大名就行”。
至于其他审核关卡，也同样存在走过场和外行审核内行等问题。这种方式导致造假很难被揭露出来。
而真正懂得内情的6位教授中的一位，早在李连生问题萌生之初，就写信向学校反映李连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却没能获得任何实质性反馈。他感叹：“要是一开始就引起了重视，何至于此？”
到了后来，这6位教授都看出了问题，并联名进行举报，但也未能获得多少认真回应，反而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打击报复和校领导劝阻。
2008年3月，6位教授再次向西安交大党委、纪委等多个部门正式发出实名公开举报信。半个月后，他们才获知，学校向教育部申请，将李连生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报奖材料撤回。至于是否因造假问题撤回，学校没做回应。
出于义愤，陈永江、郁永章、杨绍侃3位老教授在科学网上建立实名博客，发文举报李连生造假行为，这些博客点击量一个月就突破6万。但校方依然没有明确反馈，3位老教授反而被李连生、束鹏程以侵犯名誉权诉至法院。
甚至到了2009年5月，西安交大专门成立调查小组，一系列处理措施陆续出台，比如免去李连生国家工程中心副主任职务，取消其博士生导师资格等，但对于是否学术造假等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定论。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西安交大许多师生在校园论坛“兵马俑BBS”上发帖，指出如能及时调查处理，而不是一拖再拖，也不至于拖到被《焦点访谈》曝光的地步。
科技进步奖问题容易出在经济效益上
6位教授之所以能打假成功，他们自己认为，关键是抓住了“七寸”，在李连生的报奖材料中，有关经济效益证明造假上获得了铁证。
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推荐书显示，其效益证明主要来自西安泰德压缩机有限公司。这个1998年由陕西省有关部门专门为李连生等人的技术成果成立的公司，李连生的技术成果是唯一的生产项目。
陈永江的律师从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室调取的泰德压缩机公司年检报告显示，2001年该公司亏损148万元，2002年亏损307.8万元，2003年亏损384万元。2004年该项目停产，4500万元资本金仅剩868.5万元，亏损达82％。
而在这份推荐书中，作为重要指标的效益证明数字则为“盈利1470万元”。甚至在已经停产后的2005年，李连生还以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经济效益作为考核指标的权重日益凸显。《年度科技进步奖揭晓获奖项目经济效益可观》、《科技进步奖项目部分取得明显经济效益》……近年来，在各级科技奖项评选中，这样的标题不断见诸报端。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奖要求第二条明确规定，“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显著：经过一年以上较大规模的实施应用，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了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或者社会价值，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了很大贡献”。
另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奖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也有类似的要求：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而这正是这些奖项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今年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指出，一股来自科技项目申报奖项领域的经济效益浮夸风也开始愈刮愈猛，一个无人问津的科技项目动辄就自称产生了几千万的经济效益。
这位政协委员分析，经济效益就是成果在企业中的应用，数字多少就是一纸盖上企业公章的证明，企业甘愿成为造假链条中的一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举手之劳将获取巨大利益——获奖荣誉成为企业产品的无形广告，大大提升市场知名度。
西安交通大学6位举报者至今记得，2008年年底，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召开了一场名为《弘扬正气，端正学术不正之风》整风会。
会上，一位领导针对6位教授举报李连生事件，提出“补台胜过拆台”理论，并以亲身经历举例说，学院内有教授的一项成果申报奖项，如实写上推广效益的话，只有数百万元，难以跟别人竞争，“我一个电话，就让一家企业开具了几千万元的经济效益证明”。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马大龙教授就认为，这些奖项造假丑闻频出，正说明这些奖项的设置上出现了问题。他建议国家应该退出这些评选，只保留少数几个大奖，其余的交给学会或其他社会组织来评选。
获奖带来“马太效应”“跑奖”：一种恶劣的学术生态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热衷评奖的背后，是获奖将带来的“马太效应”。
个人一旦科研成果被评上国家科技大奖，先进工作者、青年科学家等荣誉就会接踵而至，出国访问、基金资助、职称晋升等机会也会纷至沓来，甚至同样的课题申请经费也会因为这一光环多了几分便捷；获奖单位作为一项政绩，接下来的评比和申请科研经费时，上级部门就会进行政策倾斜。
6位教授透露，考察李连生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他通过造假后获奖与他评上教授、入选长江学者、当上人事处处长及国家工程中心副主任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不举报，说不定过两年他都可以评上院士了”。
正因为这些奖项的巨大诱惑力，围绕这些大奖也出现了一种恶劣的学术生态，即“跑奖”。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伟平院士就披露，业内不少人都知道一条潜规则，“科研攻关首在公关”，甚至团队中专门分工，让善于拉关系者专门负责“跑奖”。
一次亲身经历，也让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惊诧不已。一天突然有陌生人找上门来，说自己的项目在葛剑雄教授手中，希望多多帮助今后能加强合作，“当时我自己都还不知道要当这个项目的评委！”
6教授中的一位，对某院士亲口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记忆犹新：“给我3个月时间，我就可以包装出一个国家大奖。”
对此，6位举报者感触非常深刻：“获奖之后，往往能获得行政上的关键位子，而占据了关键位子，又能拢来更多项目，也更有条件去获得大奖，有些人就是这样两头得利，把自己成功地包装出来了。”
从此事件发生后西安交大的反应来看，许多师生对于高校的这种生态了然于心，他们甚至认为正是这一点才导致学校迟迟不能处理这些造假行为。
“兵马俑BBS”上就有多篇帖子认为，李连生获得过多个大奖，这为学校的科研实力增了不少色，且又入选了长江学者，而长江学者人数也是各高校竞争的关键指标之一，因此，学校才会迟迟拖着不进行严肃彻底的处理。
还有一些发帖人认为，更悲哀之处在于，西安交大出现造假事件后，还有老教授勇于站出来揭发此事，但在有的学校，早已对这种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即使有人造假也不会被揭露出来，但揭发出来的学校，因为坚持正义，反而声誉受损，那些没有揭发出来的却因此得利，“这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