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表示，这有历史的原因，如老一代学者往往只注意成果本身的先进性，学术规范方面要求不严；年轻一代缺乏学术规范方面的要求和训练；加上国家急于求成，学术界青黄不接，造成好大喜功、浮夸不实的学风；研究生数量大增，但导师本身不懂学术规范，更不可能言传身教，以至于研究生到学位论文通过时还不知学术规范为何物。“但汪晖论文的背景我完全不了解，不能肯定他的情况是否如此。”
日前，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上发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质疑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原名应为《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以下简称《反抗绝望》）不仅文理不通，还存在多处剽窃问题。
该文随即引发学术界热议，钱理群、孙郁等鲁迅研究专家认为，汪晖的确存在引文不规范问题，但不应算剽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引文只是技术细节，这件事更多的是学术伦理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授、《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3月28日晚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王彬彬对汪晖的批评有一定根据，但也有些夸张。“如果是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就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对汪晖这个地方的批评是可以的。关于这种问题，我觉得只能由汪晖自己来回答。”
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多次与汪晖取得联系，他告诉记者他目前正在美国费城参加亚洲年会，无法查阅书和相关资料。但他表示，愿意在回京后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进行面对面的谈话和讨论，回应这些问题。
学术失范还是剽窃？
《反抗绝望》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被认为奠定了汪晖的学术基础，王彬彬称之为汪晖的“第一桶金”，该书经常出现在中文系研究生的论文参考书目中。
据汪晖在《反抗绝望》第二版序中记载，该书写于1986年~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随即交给出版社出版。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书繁体字版。次年，该书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
王彬彬举出该书涉嫌“抄袭”的12处共计4000余字，涉及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国学者桑福德·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以及张汝伦《意义的探究》4位学者的5本著作。这12处均集中在论文的第一编第二章的前两个小节（“传统与传统”、“历史与价值”）。
他称，汪晖的抄袭手法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他无法接受在引用别人文章时不加注释以及“偷意”的做法（指两段字句上并无太大相同，但核心概念和思想一样）。
中国青年报记者前往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将上述指认内容与《反抗绝望》论文原件进行对照，发现，王彬彬指出的12处问题大部分存在，也有细微出入：
王彬彬认为抄袭李泽厚》作品有3处，1处句中标注“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1处无标注，但该句前半句（王彬彬未引）标注了“参见”；1处近400字无与李泽厚有关的标注。
认为抄袭列文森一书有6处，1处汪晖确实用“鲁迅”替代了列文森原文的“梁启超”，但有标注；1处无标注，但该句上句有标注（此二句参考的应是同一页）；1处句式基本一样；3处被认为是“偷意”，无标注。
认为抄袭林毓生一书有1处，无标注，但有网友考证，此处疑似抄袭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上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一文。
认为抄袭张汝伦一书有两处，1处王彬彬称“独立自然段没有冒号也没有引号”，原件显示并非独立段落，且有“参见”标注；1处无标注，原件显示，王彬彬引述该句时开头少了“在伽达默尔看来”7个字。
“只要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注释、不说明，那就是剽窃，这不是规范不规范的问题。你引用人家4段文字只说明了其中3段，另一段都应该算剽窃。”王彬彬3月26日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这样写道。他还认为，即使那些用“参见”做注释的，也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抄袭手法。“‘参见’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严家炎则表示，“参见”本身就是交待、注明出处，表明了一种渊源关系，不能都当做剽窃来批评。但也有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很多文字基本上相同，“如果是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部分算）抄袭，我觉得可以说。但是由此否定汪晖的论文，还是不准确的，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还是他自己的。”
严家炎同时认为，王彬彬指责“偷意”的地方，从严格角度说，汪晖也应该加以注明。
有学者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严家炎表示，“即便是那个时候，也不能搬别人的东西。对于研究生来说，都应该知道要加注释，如果整段搬是不允许的。但可能（规范）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
从专业争论到公众议题
学术问题进入公众议题后，已经溢出学术争论范围，“动机论”再度流行，有网友将此事解读为“南北暗战”和“派系斗争”。
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王彬彬文章，而这一问题真正进入公众视线，得益于两周后发表该文的《南方周末》。随即，天涯论坛关天茶舍转载。3月25日，《京华时报》发表《清华大学教授被指抄袭》一文；次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跟进，在本市新闻版和娱乐新闻综合版上刊发相关报道，《京华时报》也刊登追踪报道《多名专家称抄袭说难成立》。
舆论迅速划分为“挺汪派”和“倒汪派”。有网友讽刺王彬彬是“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的‘纠察队员’”，而支持汪晖的则很容易被戴上“你是汪晖的学生吧”这样的帽子。
据刊发《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的《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介绍，大概两周前王彬彬将该文给他，“他当时跟我讲，《文艺研究》星期五进厂，但是到读者手里还有1个星期左右。这个杂志发行量也就2000~3000份，他还是希望也给我们。”刘小磊表示，拿到该文后，他将王彬彬指出涉嫌被抄袭的5本书和汪晖《反抗绝望》几个版本的书亲自对照，还修改了两三处《文艺研究》上不太准确的引文，“核对一遍后，我觉得大体来说文章比较扎实。”
“局限于圈子里的东西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圈子里的人也不好说话。”他说。
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学术争论经过媒体“炒作”后会被刻意放大。“王彬彬这篇文章本来就很长，可能外行人看来觉得很有道理，汪晖就是抄袭。而且这几年学术腐败的事情非常多，读者很容易就把汪晖作为一个靶子，打上一个宣判。”《文化纵横》杂志一位编辑这样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次拨打王彬彬的座机均无人接听。他曾表示，不希望学术争鸣成为媒体热炒的两个对立面。“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须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不希望此事成为一个闹剧。”
涉嫌被抄袭者之一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一向健谈的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表示“没有新的观点了。我不再接受采访，因为这个事情特别复杂。”
汪晖、王彬彬曾分别因《读书》换帅风波、批评“文坛三户”（余秋雨、金庸、王朔）成为公众人物。值得关注的是，汪晖的“新左派”身份在争论中被多次提及。新浪微博上，ID“傅国涌”说：“新左派代表之一汪晖长期主编《读书》，以故弄玄虚的晦涩语言唬住了不少人，以为那才是学术。这次《南方周末》公开披露他的成名作多处抄袭真相，竟然有教授出来为他辩护。今天之中国大学真是可怜、可悲、可鄙。”同时，也有支持汪晖的人认为，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南方周末》与“左派”汪晖存在“派别之争”，所以才会刊发此文。
“媒体只是平台，不存在派别。”刘小磊说。他认为，如果能由此规范“参见”式的注释，这种讨论会更有意义。
既往不咎，今后从严要求？
究竟是学术剽窃，还是学术失范，目前清华大学尚未对此表态。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二者有性质的区别，主要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又有程度上的区别，如少量的抄袭、或抄袭的内容本身或在全文中的作用并不重要，一般可作为学术不规范处理。
针对有学者提出20世纪80年代尚缺乏学术规范、特别是引文规范的看法，葛剑雄表示，这有历史的原因，如老一代学者往往只注意成果本身的先进性，学术规范方面要求不严；年轻一代缺乏学术规范方面的要求和训练；加上国家急于求成，学术界青黄不接，造成好大喜功、浮夸不实的学风；研究生数量大增，但导师本身不懂学术规范，更不可能言传身教，以至于研究生到学位论文通过时还不知学术规范为何物。“但汪晖论文的背景我完全不了解，不能肯定他的情况是否如此。”
葛剑雄认为对加强学风建设应“既往不咎，今后从严要求”。他表示，对发生在20年前的一般性学术不规范行为，应以自己认识纠正为主，不必作公开的、具体的批评。如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可对此现象作批评，一般不必涉及具体的人。但对仍在重复或延续错误的作品或人物、对至今有重大影响或仍在引用的作品不在此例。对具体的人和事，重在批评教育，不必要求当事人公开表态。
“一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只能用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态度来证明，要相信学术界和公众有判断能力，也要相信学术史不是一个人写的。”葛剑雄说。
据悉，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葛剑雄已就学风建议递交提案，并已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