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8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被一个叫郑民生的失业外科医生，用残忍而高效的方式杀害了。根据报章提供的信息，凶手工作没有着落，恋爱史就是失恋史，因此积累了很多反社会的情绪，最终一股脑地发泄到了比他更弱小的孩子身上。
蹊跷在于，即使是暴力发泄，为何一定要找孩子或陌生人撒气呢？孩子招谁惹谁了呢？南平泄愤事件手段之残酷、加害对象之荒谬、影响之恶劣，挑战我们的常识。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弱势群体，为何要刀刃以对？
这个问题的备选答案很多，但一个比较直接的答案是：我们的社会，真正的仁爱教育实在太少。对于权威的服从、对于下层的蔑视、对于过得比自己好的人的嫉妒(瞧，人家的房子是复式的)、对过得不如自己好的人的阿Q式自满(瞧，我至少是房奴，可他连首付都没有呢)，归根结蒂，都是围绕着一个私利。
我们真正尊重领导吗？不，我们尊重的是他们的权力；我们真正在乎人际关系吗？不，我们在乎的是自己在人家关系中的位置。我以外的人，要么是谄媚的对象，要么是被鄙视的对象，要么就是在心情很不爽的情况下用来杀戮泄愤的对象，总之，肯定不是用来尊重和爱的。换言之，只要凶犯有一点点仁爱之心，就会在举起屠刀的那一刻有一丁点的良心发现：瞧，那些孩子多可爱，我的遭遇和他们相关吗？不，在那一刻，他脑子里想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之类的混账逻辑，他只在乎自己因为杀人而可能带来的心理学快感。
由此看来，经济不景气，只是用来掩盖真正问题的借口，概率学统计则更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自作聪明。关键的问题是：道德的溃败已然在社会底层发生，而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或许会用更极端的方式去侮辱和损害别人。
南平的惨案，使得我联想起了数年前我在意大利罗马看到的一个场景。那时我正在坐地铁，很挤。却发现有整整一节车厢被空出来，用来装载出游活动的小学生。那节车厢虽然出奇地空，但没有一个大人对此有怨言。对于罗马人来说，自己再挤也不能挤孩子，似乎是自明之理，谁要违背，就会遭致人神共愤。在这样的国度，残杀孩子以泄己愤的故事，恐怕连电影编剧都不愿意去写，因为实在太“脱离生活”了。但不幸的是，意大利人想象力所不及之处，恰恰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冷酷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