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惨案发生后，有家长质疑学校管理制度，遇难的学生都是早早来到学校，在门口等待学校开门的学生，“为什么学校不让孩子提早进门”？（见昨天本版）很明显，这是校方怕承担任何学生提早进校所生事端的责任。不难发现，现在很多的学校、教育部门都选择以类似这样先保全自身，不怕麻烦学生、家长，无责第一的心态在办学。家长的悲愤可以理解，但要说这起惨案跟学校开门时间有直接关系则过于牵强。恶心已生，杀人者亦可以找理由、借口进入学校甚至教室里面行凶。
没有比人性更复杂的事情，惨案背后必有非表面的深因。据媒体报道，40多岁被医院辞退、工作无着的郑民生和三哥一家三口以及70岁的母亲，挤在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内，“冬睡客厅夏睡阳台”。恋爱不下5次，贫穷、买不起房是致使他多次和女友分手的导火索。案发前郑唠叨过前领导对他的羞辱与过节；抱怨过被有钱的同事看不起；诉过“大家都是成年人，交换眼神看得出是在嘲讽我”的苦。至此，郑可以说是一个彻底被社会边缘化了的“失败者”。
只是今日这样的社会底层生活场面我们并不陌生，或许身边的某位邻居家的孩子正是如此过了这些年，或许自己也是一个程度稍轻的失败者，这时倘若再短缺善意的眼神和同情，辅以领导同事的冷漠、无聊闲人的碎语，难保不会在某个时刻产生一些疯狂的想法，但郑民生真的去做了。“他们把我逼疯了，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他选择的是当地那所条件最好的小学来释放他的戾气，这一点尤请注意。
这一幕让人忆起2004年被同学歧视、侮辱后连杀四人的马加爵；去年因不能办理提前退休，生活无路，从而锤击社保局女副科长的下岗工人倪顺义。这些人走上绝路虽多是因其自身恶念作祟，但某些弥漫着的社会氛围难道就没有推波助澜的责任？校园这样的普通公共场所，戒备森严不现实。校园围墙之外的社会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