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形势这么严峻，赶紧准备考研吧。”接到老师善意“警告”时，李源源刚刚读大学一年级。不知道是不是“警告”起了作用，等到李源源大学毕业，全班42个人有一半考上研究生，那些没有考上研究生的，选择了复习再考。最终不能考上研究生的，则选择了在北京、上海做北漂、沪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有611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就业率为87%。截至2009年底，加上往届未就业大学生，至少有100多万大学生不能顺利实现就业。
“这是个经常被误解的庞大群体，”如今正在华东师大读研的李源源说，“待业大学生并不像社会、媒体上一些人说的那样好高骛远、不思进取，甚至啃老。相反，社会的偏见、媒体的渲染，反倒让他们原本尴尬的生活雪上加霜。”
李源源想告诉社会这个群体的真实境况。她的想法得到老师丁钢教授的支持，于是，她在同学齐美胜的协助下从2008年9月起做了一个调查——《告别徊徨：待业大学生群体生存状态研究》，调查以上海大学生待业群体为受访对象，用2129份有效问卷和46个个案访谈，勾勒出这个群体的生存图景。2009年底，她们的调查报告获得“挑战杯”竞赛特等奖。
“希望你的研究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很多人都觉得待业大学生这个群体封闭、不喜欢与人交流，甚至易对一些人和事产生敌对心理。”李源源也曾担心，去问这些被迫待业的大学毕业生待业的相关问题，可能会碰钉子。
真正深入调研却发现，“待业大学生很希望社会能够重视他们这个群体，希望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反映生存状态的调查，他们也寄予一定的期望。”
在招聘会上，大学生参与调查的积极性让李源源很感动。“他们都非常积极地配合调查”，很多同学在上海零摄氏度的天气里，在飘着小雨的室外帮我填问卷；有的主动留下电话号码，希望能够进一步交流；有的同学说：“谢谢你能够想到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希望你的研究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在问卷调查中，李源源准备了圆珠笔送给被访者，但很多大学生都说不要，“你做这个项目也没有多少经费，还是给你省一点。”在一次调查中，天突然下起了雨，一位受访者竟将自己的雨伞借给了李源源。
虽然渴望被了解，但待业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相对封闭。调查结果显示，有59.3%的人很少与人交流，有话找不到人来倾诉。受访者小玲对李源源说：“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周围有很多同学和朋友。现在大家都忙自己的事，只有我待在家里，一天都说不到几句话。很多事情，又不能跟父母说……”
2007年毕业于某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小玲，待业一年左右，父母都在气象部门工作，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但大学毕业那年，她参加了“西部志愿者计划”，去甘肃岷县做了一年的西部志愿者。“上大学时我比较活跃，喜欢东奔西走交朋友，与人交流。”小玲说，“但我回来之后，一直闷在小屋里，很少与人交流。”
“我想改变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误解”
一些媒体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待业大学生”是一种“社会负担”，这个群体存在的事实，不仅影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信心，而且构成潜在的社会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
李源源认为，“这种论断与我所了解的待业大学生群体的生存状态存在出入。”
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你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什么”时，选择“看书学习”“寻找工作”的比例，分别达到43%、68%。这说明，待业大学生群体仍在积极主动地求职，仍十分重视学习及自身素质的提高。
来自黑龙江的小孙，2007年毕业于某大学中文系，曾在哈尔滨某事业单位工作一年，目前待业十来个月。李源源见到他时，他和一个同学在华东师大附近合租了一间房，经常在大学图书馆看书学习。
“我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在单位属于聘用人员，长远看让人觉得很没有希望。”目前正在准备考研的小孙在经济上除了自己的一点积蓄，还在依赖家人和正在上海读研的女友，但小孙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
“我想真实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改变社会舆论对他们的一些误解。”李源源说，绝大部分待业大学生能够在待业状态下依然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用大部分时间来找寻工作、充实自己。很多待业大学生利用待业这个阶段或者参加一些职业培训，或者自学一些管理类和外语类的知识。他们虽然也会陷入迷茫、人际交往比较封闭、苦闷的状态，但是他们会通过调整积极地面对生活，充满希望地继续求职。
“待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主动选择和尝试”
在调查过程中李源源还发现，大学生待业的原因很多，“待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对生活方式或空间的一种主动选择和尝试。”访谈中多个案例都反映出大部分待业大学生的择业观非常理性，他们都十分清楚个人走出待业的途径。
有位受访者小王是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家庭条件较好，他父亲是大学教授，他毕业之后就没有急于找工作，因为他不喜欢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而希望换个专业继续学习，目前正在申请去国外读书，他说“大学四年好像真正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年，大学期间学习的积极性并没有被调动起来。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生比较好找工作，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主要还是要看社会能力，如果社会能力强，实习经验丰富，面试的时候就更加得心应手。因此我想继续深造。”他认为自己目前的待业阶段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
“多数待业大学生把个人因素视为待业的主要原因”。在“大学生就业难，您认为谁的责任最大”中，52.5%的人选择了“个人”；59.3%的人认为“自身能力不足”是导致就业难的原因。
“找寻理想，而不是找不到工作”
还有些待业大学生主动选择不就业。受访者小沈，2007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现已待业半年左右，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有过两次工作经历，并且都是全球500强的大企业。
“目前每天上上网，逛逛街，看看书，”不急着找工作的她，对于什么时候工作持无所谓的态度。
“大学时我们班四十个人里，我换第一份工作时是全班最后一个，其他人都已经换过三四份工作了。我个人认为现在待业大学生有一大半以上是找寻理想，而不是找不到工作。”
许多待业大学生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感到生活得很累，所以才纷纷辞职重新调整自己。小沈说，“我们那些闲着的同学一般都是考研或考公务员，有些之前不想考公务员的现在也准备考了，可能是他们一天到晚的出差觉得工作太不稳定了，太累。”她的许多同学辞职后回到家乡，像条件比较好的温州、宁波等地，“小日子过得蛮不错的。”
调查显示，一些待业大学生是除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之外，什么工作都不想做，他们大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来准备各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更有一些待业大学生是不想做朝九晚五的工作，从事各种兼职工作。
受访者小印，2008年毕业于某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待业三个月左右，家庭经济情况一般。因个人喜好频繁换工作，游离于正规就业体制之外，“曾有人批评我追求新鲜事物的欲望太强了，难于安于现状，当感觉工作不能带给自己新鲜感和突破的时候就会主动尝试着离开。”小印说，自己倾向于这种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当有工作需要的时候就去工作，当烦了的时候就不工作了，反正不工作的时候还有一定的积蓄可以养活自己。”小印总认为自己需要时间来慢慢沉淀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还在用父母的钱，感到很惭愧”
关于“啃老”现象，问卷显示，57.5%的待业大学生依赖家庭支持。但他们有着强烈的经济独立和家庭反哺意识，42.5%的人对“还在用父母的钱，感到很惭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求职动因源于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
受访者小佳，2008年毕业于某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在家待业半年左右，父亲是公务员，家庭条件较好。小佳本科毕业以后，来上海参加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培训，该培训学费近两万元，培训学校承诺推荐工作。
在谈到自己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时，小佳显得很内疚：“平时我和父母交流比较少，我出来培训，家里人也没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一道墙。每次妈妈打电话来问钱够不够花时，我总是很难受，恨不能赶紧找个工作，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真的让我愧对他们。”小佳最怕回家的感觉，尽管父母不说什么，但亲戚朋友邻居的每一句问候对她来说都是无形的压力，总想赶快逃掉，“我最怕回家面对他们。”
“我感觉家里面越是给你支持和理解，无形的压力就越大。父母都是老人了，我毕业了却挣不到钱，还要靠他们，想想真是难过……我真的不想做‘啃老族’。”小佳说。
调查中，李源源发现“啃老族”是待业大学生最怕听到的称呼，他们绝非有意“啃老”，普遍对“啃老”表现出了强烈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农村及小城镇的待业大学生更为艰难”
就像大型调查报告《蚁族》中分析的人员构成那样，待业大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普通院校，研究生学历和重点院校的大学生比例分别只占到3.2%和15.7%。
调查显示，尽管57.5%的待业大学生的生存成本由家庭承担，但是待业大学生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城镇籍待业大学生受多种因素制约，遭遇生存困境。李源源说，“比起大城市的待业大学生来说，农村及小城镇的待业大学生生活更为艰难。”他们一般住在最廉价的青年求职旅社里，远离家庭、学校，希望能在上海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一位接受访问的农村籍待业大学生小王曾向李源源诉苦，她一天的公交费、饭费、旅馆费最起码要六十元钱。一个月两千元才够花，“就这样还不能生病不能有其他意外，前几天嗓子疼花了一百多块钱，心疼呀！”她告诉李源源，自己的一个小堂妹，也在上海打工，一个月加上加班费两千多，收入比她还多，“从我以往的教育投资来看，这是一个让人难受的事实。”
在与上海当地待业大学生的比较上，这位受访者更是一肚子委屈：“他们生活的压力比较小，他们结婚父母可能会提供房子，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有时还可以‘啃老’，我们不光没老可啃，父母辛辛苦苦供我们上大学，家里都在等着我大学毕业赚钱呢。”
“这部分人生活最艰辛，是最需要社会关注的待业大学生群体。”李源源说。
“如果转变就业观念，还是能找到工作的”
在调查中，李源源发现许多待业大学生在大城市求职过程中流动性很大，他们大多怀揣着大城市的淘金梦，在梦想与现实中苦苦挣扎，在最低廉的青年求职旅馆里苦撑3个月到半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有的人可能在不停地换工作打零工，还有的则选择了退出，回到家乡或退居二、三线城市。
“其实如果转变就业观念，还是能找到工作的。”李源源大学的同班同学小李，本科毕业时没有考研究生，而是想在哈尔滨工作，跑了许多家招聘会，最后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三险一金’什么都没有，工资也就1000元，尽管自己很努力，一个月后，还是被老板以种种理由开除。”期间她还是在哈尔滨苦苦坚持，2007年春节前后，在家人的催促下终于返回家乡大庆。回家后由于生活压力降低，她很快调整心态，参加了大庆市公务员考试，顺利进入大庆城市环境管理的一个相关部门，但由于编制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没多久她又参加了大庆某石油管理部门的招考，被成功录用。
访问的案例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清晰，李源源的调查也就有了一些结论，待业大学生待业的生活状态其实只是暂时的，大学毕业生需要一个职业的寻找期，这个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我身边找工作的同学，一般都是在毕业之后的第二年陆续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
